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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種促生長類抗生素未來將完全禁止使用

2019/8/12 17:05:13      點擊:
   日前,農業農村部發布第194號公告,“為了維護我國動物源性食品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,決定停止生產、進口、經營、使用部分藥物飼料添加劑,并對相關管理政策作出調整”。同時,“改變抗球蟲和中藥類藥物飼料添加劑管理方式,不再核發‘獸藥添字’批準文號,改為‘獸藥字’批準文號,批準文號變更工作將在2020年7月1日前完成”。


   公告要求,自2020年1月1日起,退出除中藥外所有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品種,獸藥生產企業停止生產、進口獸藥代理商停止進口相應獸藥產品,同時注銷相應的獸藥產品批準文號和進口獸藥注冊證書。此前已生產、進口的相應獸藥產品可流通至2020年6月30日。


   為何要“禁抗”“限抗”?禁抗之后,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?記者采訪了中國農科院飼料研究所研究員武書庚,他說,“自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,藥物添加劑作為飼料添加劑已經開始應用于畜牧業生產。50多年來,畜產品從奢侈品成為價廉質優的日常食品,飼料藥物添加劑的功勞不可否認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,抗生素的濫用也引發了種種問題,例如藥物殘留、細菌耐藥性、環境污染等,所以在今天,飼料‘禁抗’、藥物‘限抗’已經是大勢所趨”。
   歷史:它使畜產品從奢侈品變成日用品
   自1940年青霉素問世以來,抗生素成為人和動物健康的重要保障。武書庚說,“因抗生素殘渣或抗生素有促進動物生長的作用,故作為飼料添加劑,得到廣泛應用。從1950年起就曾有數十種抗菌促生長劑在歐盟投入使用,如四環素、青霉素、螺旋霉素、維吉尼亞霉素、桿菌肽鋅、泰樂菌素、黃霉素和阿伏霉素,以及化學合成的喹乙醇和卡巴氧等。
   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,藥物飼料添加劑的使用也在不斷發生變化,武書庚介紹說,“藥物飼料添加劑應用于畜牧業生產以來,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:20世紀50年代為起始階段,使用的抗生素多為人畜共用的抗生素;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專門用于畜禽飼料的抗生素;20世紀80年代篩選研制出新的不易被腸道吸收、無殘留、對人類更安全且更有效的抗生素。
   我國藥物飼料添加劑的使用,起步較晚,武書庚說,“雖然上世紀50年代已經開始把抗生素殘渣作為食用動物的飼料使用,但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,有目的的用低劑量抗生素飼養動物開始日趨流行。
   為何要使用藥物飼料添加劑?它曾經起到過什么樣的作用?武書庚說,“在養殖業的發展中,藥物飼料添加劑起到過重要的作用。首先,正確合理使用抗生素,最大程度地提升了治療和預防動物傳染病及其他疫病的可能性,這使得規模化養殖有了實現的基礎。在規模化養殖中,疫病如果得不到控制,幾乎就是災難。相對于注射和口服給藥,飼料給藥對動物的應激小,且給藥準確、便于實施,在預防、治療動物疾病的同時還能提高動物生產性能,具有其他給藥途徑無法取代的優勢。其次,規模化養殖的實現,極大地提升了畜產品的供應量,半個多世紀以來,畜產品不再是奢侈品,而成為價廉質優的日常食品,藥物飼料添加劑的作用無可否認。
   解讀:藥物飼料添加劑到底有哪些
   此次禁止的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究竟有哪些?武書庚解釋說,“飼料添加劑原來包括藥物和非藥物飼料添加劑,其中,非藥物添加劑又包括營養性和一般飼料添加劑。2020年以后將不再有藥物飼料添加劑。
   原農村部公告第168號收載了33種藥物飼料添加劑,武書庚介紹說,“其中6種早已經禁用;14種抗球蟲藥和2種中獸藥,均由‘獸藥添字’改為‘獸藥字’,可在商品飼料和養殖過程中繼續使用;而11種促生長類抗生素未來將完全禁止使用。


   也就是說,真正停用的,是11種具有預防動物疾病、促進動物生長作用的抗生素/合成抗菌藥,分別為桿菌肽鋅預混劑,黃霉素預混劑,維吉尼亞霉素預混劑,那西肽預混劑,阿維拉霉素預混劑,吉他霉素預混劑,土霉素鈣預混劑,金霉素預混劑,恩拉霉素預混劑,亞甲基水楊酸桿菌肽預混劑,喹烯酮預混劑。


   武書庚說,“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主要是抗生素,用于預防、治療動物疾病,從而改善促進畜禽生長,增強畜禽抵抗力,提高飼料轉化率。尤其是在集約化、高密度、大強度生產中,飼養動物會遇到多種應激反應,炎癥會伴隨整個生產過程,因此抗菌添加劑被普遍使用。
   分析:飼料為何要“禁抗”?
   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,那為何在今天會全面退出?武書庚說,“退出的原因主要有三個,第一是耐藥菌的問題,第二是人類健康的問題,第三是環境危害的問題。
   “飼料藥物添加劑本質上是抗生素,后者也是獸藥的一種,因此使用必須規范,若不規范使用,則會引發獸藥殘留超標、細菌產生耐藥性和畜禽產品質量安全等問題,對食品質量安全、公共衛生安全和生態安全造成嚴重的風險隱患。”武書庚說,“抗生素的不當使用,首先遇到的是耐藥性的問題,長期低劑量飼用抗生素會增加細菌的耐藥性,有可能加速‘超級細菌’的產生。其次,有些會被動物吸收入體,在肉蛋奶中殘留,被人攝入,直接損害人類健康。盡管實踐表明,抗生素毒性小、在消化道內的吸收差,具有較高的安全性。但是,也有研究顯示,殘留在畜產品中的抗生素,經加熱不能完全失去作用,且有的抗生素降解后還會產生更強的毒性作用。其三,飼料用藥物以原形或排泄物的形式排放到環境中,會污染水源和土壤,造成生態問題”。
合理使用抗生素可以使它的負面效果得到一定的控制,但這并不容易,武書庚說,“我國養殖業中存在大量不規范、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現象,包括超范圍、超劑量、超長時間使用、盲目聯合用藥、使用違禁獸藥,由此引發的藥物殘留、耐藥性傳播以及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嚴重。
   影響:“禁抗”后畜產品會漲價嗎?
   “禁抗”之后,畜產品產量是否會下降?對于消費者來說,是否意味著畜產品的價格會提升?
對此,武書庚認為影響可能沒想象中那么大,他說,“首先,市場上已經有一些企業在做替代品的研發。其次,改善飼養模式、升級飼養管理可能抵消一部分禁用藥物飼料添加劑的影響。其三,市場需求本身在變化,市場的綠色產品,價格本身就高一點兒,人們對綠色產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高。其四,退出的只是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,藥品還是可以用的,事實上,做綠色養殖的,也只是不使用藥物飼料添加劑,而不是不用藥,動物生病了,還是要治病的。
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對畜產品的產量影響究竟有多大?武書庚介紹說,“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,使用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的,一般比不使用的對照組,增產5%-25%。但有的產品過分夸大其作用,使得養殖戶在行情好的時候,加大用量,反而對動物有害。
得益于養殖業的發展,畜產品產量的快速增長,從偶爾“改善生活”到“質優價廉的日常食品”,但影響產量的不止是藥物飼料添加劑,武書庚說,“產量的快速增長有很多因素,從育種到科學的營養配比,再到飼養環境的管理,都有重要的作用。促生長類藥物添加劑只是影響產量的因素之一,它的主要作用是預防動物的應激反應,動物不生病、少生病,當然就長得好,產量自然也會高。但預防疾病不只有藥物飼料添加劑一種方法,提升管理水平、使用藥品都是可以的,只是不能繼續在飼料中添加特定藥品而已。
   對策:“禁抗”后替代方案是什么
   藥物飼料添加劑的使用,在預防養殖動物生病、提高產量等方面都曾有過重要作用,“禁抗”之后,如何應對動物疫病?武書庚說,“其實,替代方案是比較成熟的,主要是通過提升管理水平,盡可能消除疫病產生和傳播的環境。
   “動物傳染病發生的基本要素有三個,傳染源、傳播途徑和易感動物,控制住這些,就可以最大程度減少疫病的發生。”武書庚說。
在控制傳染源方面,有多種方法可以減少病原,武書庚說,“比如加強種苗健康、抗病育種的工作,加強種源的疫病凈化,提升飼料熟化預制的工藝、提高飼喂水平等。
   控制傳染源之后,則需要盡可能地切斷傳播途徑,武書庚說,“這其中包括提升養殖場的生物安全措施,比如加強消毒、隔離、通風,科學處理糞污等。也就是改善農場環境,提升動物自身免疫能力,減少疾病傳播的機會。
對于疫病易感動物,則通過加強營養、預防接種等方式加以保護,武書庚說,“非抗菌物質作為與腸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替代物,包括酶制劑、益生元和益生菌或酸化飲食等,應得到更廣泛的開發和應用。
   大型養殖場往往更容易傳播疫病,因此,提升管理水平尤為重要,武書庚說,“實際上,藥物飼料添加劑濫用,和管理水平低是有關系的,如果管理水平跟上,養殖場的環境、衛生等各種條件都比較好,本來就不應該也不需要總是用藥。問題是,一些人不愿意花費更多的精力去提升管理水平,只好通過大量用藥防止疫病的產生和傳播。
   據了解,農業農村部目前正在組織團隊啟動《飼料替抗標準制定》工作,組織全國大專院校、科研院所的相關專家和企業參與編寫《飼用抗生素替代技術指南》,“制定指南也是期望為各種動物的養殖場戶提供數套可選的、可操作的飼料替抗方案”,武書庚說。
   借鑒:國外是如何“禁抗”的
   半個多世紀中,藥物飼料添加劑從應用,到逐漸退出,經歷了一個輪回。
最早使用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的歐盟,也是最早開始禁止的,武書庚介紹說,“隨著抗生素類促生長劑的廣泛使用,藥物殘留和耐藥性等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。為此,1976年歐盟禁止在飼料中使用四環素類和青霉素類,自1986年以來,歐盟多個國家已相繼禁用所有的促生長性抗生素。其中,瑞典于1986年第一個全面禁止在畜禽飼料中使用抗生素。
   “禁抗”之后,并沒有出現明顯的疫病高發、產量下滑等問題,武書庚說,“歐洲各國通過提升管理水平、開發利用非抗菌物質等方法,消極的影響被降到最低。積極的影響反而更明顯,歐洲飼料中禁止添加抗菌促生長劑后,抗生素用量在瑞典、丹麥、挪威和芬蘭分別減少了65%、47%、40%和27%,動物細菌抗生素耐藥性的流行率也明顯低于歐盟其他國家。同時,一些非抗菌物質,包括酶制劑、微生物制劑、酸化劑、寡糖、抗氧化劑等得到了更廣泛的開發和應用。
提升管理水平,開發替代產品等,都可以作為“禁抗”之后的替代方案,武書庚說,“農業農村部發布的藥物飼料添加劑退出計劃(征求意見稿)中顯示,退出除中藥外的所有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品種,對既有促生長又有防治用途的品種,修訂產品質量標準,刪除促生長用途,僅保留防治用途。并沒有要求在動物養殖過程中全面禁止抗菌藥的使用,也沒有禁止獸藥在商品飼料中添加使用,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。但同時,必須認識到,我國的生豬和肉雞養殖依然是中小規模占絕大比率,豬(雞)舍設計的合理性、環境衛生狀況以及管理水平等參差不齊,需要不斷完善相配套的符合中國養殖現狀的技術服務體系,確保不出現新的食品安全問題或者隱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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